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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亞洲華爾街日報》列為世界級富翁。其收受賄賂所得據說合為33萬公斤黃金、805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收繳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白銀20萬公斤。
劉瑾(1451—1510)，陝西興平人，本姓談，他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後淨身入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官居內宮司禮監掌印。他因從小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後來的明武宗。
深得武宗的信任和護佑，從正德元年到五年，以皇帝陪侍的身份，引誘武宗沉溺於驕奢淫逸中，自己趁機專擅朝政，操縱朝政，把持內閣，安插「六部」，同時還掌管明朝最精銳的皇家衛隊──錦衣衛和特務組織──東廠、西廠，並建立了權力高於錦衣衛和東廠的私家特務組織──內行廠。當時有「立的皇帝」之稱。他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合成「八虎」。
劉瑾則是「八虎」之王。他不但排陷異己，陷害忠良。而且利用權勢，肆意貪污。他大量貪污國庫銀兩。還公然受賄索賄，大搞錢權交易。各地官員朝覲至京，都要向他行賄，謂之「見面禮」動輒白銀千兩，有的高達萬兩。凡官員陞遷赴任，回京述職，都得給他送禮。凡善行賄者，往往都官運亨通。此外，他還派親信到地方供職，為其斂財。據《明武宗實錄》記載，劉瑾「用侍郎韓福，肆虐湖廣，饋銀至十餘萬兩」。
劉瑾在權勢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後竟動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璽，暗造弓箭，企圖尋機奪位。公元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楊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監張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亂。叛亂平定之後，在向武宗報告戰況時，揭發了劉瑾的十七條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驚，命令將劉瑾抓捕審問。
第二天，武宗親自出馬，去抄劉瑾的家。結果發現了印璽、玉帶等禁止百姓和官員私自擁有的禁物。在劉瑾經常拿著的扇子中也發現了兩把匕首，武宗見了大怒，終於相信了劉瑾謀反的事實。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惡貫滿盈的劉瑾因謀反獲罪，判罰凌遲。按當時的刑律，凌遲刀數為3357刀，頭一日先剮357刀，剮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
劉瑾受刑那天，過去被劉瑾誣陷殺害的人家，紛紛以一錢買下從劉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劉瑾被割成細條和小片的肉，以解心頭之恨。
那麼，劉瑾究竟貪污受賄了多少金錢呢?
主要有三個版本：
一是據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所載，劉瑾被抄家時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摺合現幣約38億元)。其它珍寶細軟無法統計。
二是根據陳洪謨的《繼世紀聞》記載：劉瑾被抄出的家產，有黃金1205.78萬兩(按最新國際黃金牌價每克306元計算達1153.24億元);白銀2.59億兩(按最新國際白銀牌價每克6.5元計算達526。5億元)。總計：1679.74億元。
三是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補篇》記載，明武宗朱厚照帶人親自查抄劉瑾家產後，共得「金二千九百八十七萬兩(摺合當今人民幣2837.2億元)，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餘萬兩(合2.59億兩526.5億元)，僅此兩項合計就高達3363.7億元。另外還有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這些財富相對於當時明朝10年以上的國庫收入(國家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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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珅：清代乾隆時大貪官，入選《亞洲華爾街日報》世界級富翁行列。其事蹟不再贅述，僅提一句，嘉慶抄家時所獲財產相當於乾隆盛世18年的全國賦稅收入，難怪時諺要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了。
根據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做著的《庸庵筆記》，其中的一段名《查抄和珅家產清單》所記載：
和珅被查抄的家產名錄如下：
一、現金資產
1、赤金(24K)：金庫存58000兩，上房內2500兩、大金元寶一百個每個1000兩、金寶塔一座二十六公，夾牆內26000兩，幾樣合計：186900兩
2、現銀：地窖內100萬兩，銀庫內銀元寶(每隻10兩)五萬五千六百，上房內大銀元寶五百個(每個1000兩)合計：6556000
3、京果(銀)五百八十三萬個、蘇果(銀)三百一十五萬個
4、洋錢(銀元)五萬八千塊
清朝的計量單位為16兩，當時的一兩合現在0.625兩，合31.25克。那麼和坤的現金資產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幣為：
根據2006年1月12日9：10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黃金價格140.9元。那麼，和坤貪污的黃金按今天的牌價，折算為人民幣為8.2億人民幣;
根據華北金屬網公佈的近期白銀價格為：3400—3600/公斤，約為人民幣3.5元/克，那麼和坤貪污的白銀折價人民幣為：2.27億元人民幣;京果、蘇果按每個0.1兩算，約1000萬人民幣;洋錢價格目前為60至120(剔除文物價值),我們定為80元/枚，和珅貪污的洋錢價值為:464萬人民幣。
那麼和珅貪污的現金資產折算成當今的人民幣為:
8.2+2.27+0.1+0.05=10.62億元人民幣。
二、房地產
1、花園一所，亭台二十座;2、正屋一所，十三進，七百三十間;3、東屋一所，七進，三百六十間;4、西屋一所，七進，三百五十間;5、私設擋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間;6、另有花園二所，亭台100座。
合計和珅共有房產2170間，按清朝官府樣式，每間平均約為20平方米。那麼和坤的房產面積為:2170*20=43400平方米。
按目前北京主城區的花園別墅的價格(10000元/平米)計算，和珅的房產價值為：43400*10000=4.3元億人民幣。另外,花園、亭台現在無法估價。
三、地產
1、田地八千頃，合800000畝，按目前中等以上城市徵用土地價格為：4萬，和坤的土地價值：
800000*40000=32000000000(320億人民幣)
四、企業
1、當鋪十處，本銀八十萬兩;2、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兩處本銀合計折價為人民幣：
(600000+800000)*31.25*3.5=153125000元(1.5億人民幣)。
五、玉器
1、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2、玉磬二十塊;3、玉如意一百三十柄4、鑲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5、玉鼻煙壺四十八個;6、玉帶頭一百三十件;7、玉碗十三桌、玉瓶三十個;-----------因表上羅列太多，不一一贅述，且價值無法估算。
六、珠寶
1、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2、大東珠十粒;3、大映紅寶石十塊，重二百八十斤;4、小映紅寶石八十塊;5、映藍寶石四十塊;6、紅寶石九十顆;以上珠寶價值，應當請專家估算。
七、其它
1、銀碗七十二桌、銀筷子五百雙、金筷子二百雙、金匙六十個、銀匙三百八十個;
2、鏤金八寶瓶十個、鐘四百六十個、鏤金八寶床及鏤金八寶坑三十架;
3、綢緞一萬四千三百匹、大紅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狐皮六百張、紫貂皮八百張-------還有太多無法一一記錄。
以上物品，價格昂貴，無法估算。
根據可以折算的財物，和珅的家產為：10.62+4.3+320+1.5=336.4億人民幣，這些資產尚不包括無法估算的花園、亭台、珠寶、字畫、文物、及銀行、當鋪的經營所得。
如果按內務府的估價，和坤的家產在8億兩白銀，合人民幣：875億人民幣。按內務府的說法，這筆錢可以抵得上兩次庚子賠款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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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子文：《亞洲華爾街日報》列為世界級富翁。出身、事蹟不再贅述，據說在任民國財政部長期間，靠壟斷美國對華軍援物資業務，其財富在當時早已首屈一指。
儘管宋子文擁有「兩朝國舅」的身份，並長期擔任民國財長的要職，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關於宋子文的私人財產還是一個鮮有人理會的問題。
30年代中期以後，人們對此的興趣，似乎一夜間迸發了，各類與其財富相關的傳說蜂擁而至。
1933年秋，因為在軍費問題上與蔣介石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等政府要職。
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從商的興趣。他先是籌劃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又在1935年中國銀行改組後擔任董事長一職。
至此，宋憑藉著自己掌控的經濟委員會、中國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三大工具，不斷實施對民族工商業、金融業的滲透、控制及兼併活動，並以驚人的速度，營造出一個以宋氏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買辦集團與托拉斯王國，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發家的基礎。
但宋子文英美派領袖的背景，為他招致了來自日本方面及國內親日派的敵視。因而，在日本及汪偽一派的反擊下，宋子文的豪門財富及其瘋狂的斂財行為，不斷被曝光。
例如，1939年，在一份據說是日本特工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存款情況的秘密調查報告中，單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萬元的財產存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內。
戰爭期間，日本又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國民銀行和紐約的花旗銀行存款達7000萬美元。與此同時，宋子文是當時「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四大家族」佔據200億美元?
對其豪門資本的揭露，最為熟知的是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說：「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工業、地產諸方面所獨佔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粗略統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那麼四大家族中隨便一人的私產都可躋身於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實是怎樣的呢?
據史料統計，當時全國三個最大的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資源委員會和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資產，合計也只有62972億元法幣，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尚不足100億美元。
若把當時國民政府管轄的所有財產加起來，也不超過200億美元。
可見上面所說「四大家族」財產，並不是單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5人的私有財產，而是泛指國民黨及其政府統治下的「國家壟斷資本」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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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秉鑑：商名伍浩官。清代廣東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憑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稱有資產2600萬元(一說為2600萬兩)，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300萬元外商債務，他獨自承擔100萬。
《華爾街日報》對於伍秉鑑的評價是這樣的：「他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鑑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伍秉鑑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伍家的怡和行成為廣州行商的領頭人。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於投資之道，很快就積累了巨額的財富。1834年時，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有人估算這相當於今天的50億人民幣。這個數字意味著，即使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這個家庭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家庭。
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這個商名也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了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上一個響亮的名字。1801年，伍國瑩的兒子伍秉鑑繼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業務。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鑑將十三行帶入巔峰。伍秉鑑被西方商人認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稱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但是也說「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據說他有一個紅色的頂戴，但他從不在公眾場合戴出來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時候偶爾穿一下。
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和伍秉鑑合作經營一項生意，由於經營不善，美國商人欠了伍秉鑑7.2萬銀元，但他一直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債務，所以無法回到美國。伍秉鑑聽說後，馬上把波士頓商人找來，叫人把借據拿出來，對他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朋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說著他就把借據撕碎，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已經結清，對方可以隨時離開廣州回國。
7.2萬銀元是什麼概念呢?這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當時一艘遠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攜帶的貨物總價也不過10萬銀元左右。伍秉鑑的這個舉動讓「伍浩官」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
伍家除了和美國商人關係密切，也同英國行號有著緊密的聯繫，伍家能在東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伍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個極為響亮的名字，英國行號查頓‧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號，稱「怡和洋行」。
在19世紀中期，伍秉鑑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舖和巨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他的富有在當時舉世矚目。西方學者稱其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奮鬥，十三行和「伍浩官」，不但造就了繁榮的外貿和富有的行商群體，同時也在中西方的文化、藝術等交流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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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鄧通：西漢文帝寵臣，憑藉與漢文帝的特殊關係，壟斷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寵，被收。限於名氣之大，想不入選都難。
鄧通，西漢文帝寵臣，憑藉諂媚奉承，壟斷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公元前156年漢景帝繼位，因早年鄧通得罪過當年的太子，漢景帝便以過境採礦的罪名，罷了鄧通的官，沒收其全部財產，鄧通從此又成了最窮的人，最後餓死於雅安。
年輕力壯的鄧通一路行來並不覺得車馬之勞，因其性情誠謹，擅長划船，不久就被徵召到皇宮裡做了黃頭郎，專職掌管行船。
漢文帝劉恆為人仁孝寬厚，但也免不了帝王的通病，信鬼神、好長生、夢登天。一次，文帝做夢想上天，卻無論怎樣都登不上去，這時有一個黃頭郎從後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頭看到黃頭郎穿了一件橫腰的單短衫，衣帶系結在背後。夢醒後文帝前往未央宮西邊蒼池中的漸台，私下用眼光尋找夢中推他上天的黃頭郎，看到鄧通衣帶從後面穿結，正如夢中所見。及至召問他姓名，姓鄧名通，音近「登通」。文帝聽後十分高興，之後一天比一天地寵他。鄧通個性溫和、謹慎，不喜歡張揚，更不善於交際，文帝雖然幾次賜他休假，但他還是不出去玩。於是文帝前後賞賜鄧通十幾次，累計有億萬錢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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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文帝命令一個善於看相的人為鄧通相面。相人說：「鄧通的命會窮困餓死。」文帝說：「能使鄧通富有的於我，怎麼說他會貧困呢?」於是將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在今四川滎經縣境內的嚴道山)都賞賜給他，准許他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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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冀：東漢外戚，兩個妹妹皆為皇后，廣斂財富，鴆殺皇帝，時稱「跋扈將軍」。漢桓帝時被收，繳得家財30億多。曾擠身於《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的中國巨富行列，合當入選。
梁冀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時曾協助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父梁商，妹為漢順帝皇后。梁冀是沒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擁有封戶三萬，大造官鄖。
梁冀的妻子叫孫壽，是一個很妖豔的女人，從史書上的記載來看，也可以稱得上千古一怪。孫壽也要與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歲入五千萬。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蕩，孫壽也同樣荒淫放蕩，她曾與梁冀所愛的「監奴」秦宮私通，但是她又本著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
梁冀曾與美女友通期私通，孫壽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頭髮、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將事鬧到朝廷上去。
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將軍，窮奢極欲，為所欲為達到了極點;權重勢盛，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朝廷內外所有官吏無不畏懼，無不俯首聽命，乃至連皇帝也不能過問任何政事。這二十多年是東漢外戚掌權的鼎盛時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黃金時代」。然而，盛極轉衰，在這個「鼎盛」的背後埋伏著梁氏覆滅的危機。
梁冀作惡愈多，梁氏統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這時桓帝已二十八歲，再不是當年的十五歲娃娃了。桓帝利用這時機，將宦官唐衡單獨拉到廁所裡問道：「朝廷裡有誰與梁家不對頭?」唐衡回答說：「單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專橫。」於是，桓帝急呼單超、左倌入密室，對他們說：「將軍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宮廷內外都為他們所控制，大臣都由他們指使，我想除掉他們，你們看怎麼樣?」單超等回答說：「梁氏是國家的奸賊，早就應該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聖上意思如何?」桓帝說：「我早就想好了，你們好好地密謀一下。」單超等回答說：「滅梁氏並不難，就怕陛下猶豫不決。」桓帝說：「沒有什麼可以猶豫的了!」
恰恰在這時又發生了梁冀派人殺貴人鄧猛的母親宣的事件。鄧猛的父親是鄧香，鄧香死後，其妻宣又嫁給梁紀。梁紀是梁冀妻孫壽的舅父。鄧猛為桓帝所愛，升為貴人。梁冀為了鞏固他的權勢，就認鄧猛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鄧猛的家族得勢，而與梁氏分庭抗禮。所以先殺了鄧猛的姐姐的女婿議郎邴尊，後又要殺鄧猛的母親宣。
事發後，鄧猛的母親宣向桓帝告發，於是桓帝就派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帶兵圍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孫家，無論長幼皆棄市。梁冀家產全部沒收，官家拍賣，合價三十餘億錢，供朝廷之用，可減天下稅租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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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呂不韋：戰國時期陽翟大商人，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買賣卻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據說連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應該說，憑此傳奇業績擠身「十大」當之無愧!
呂不韋乳名呂春山，學名呂天才，商名呂長江，官名呂不韋。他從小就有著過人的天賦，5歲上學唸書，10歲通知天文地理，13歲精通社會道德，即隨父「行商坐賈」。呂忠義為陽翟的商人，在城內經營名貴中藥材。呂不韋隨父經營中藥材時，覺得經營珠寶利大，就做起了高級珠寶生意。他走南闖北，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小小年紀便成了趙國首都邯鄲的首富。在一次生意中，他結識了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呂不韋認為異人「奇貨可居」，日後可在他身上做一筆大生意。
呂不韋回到家中問父親，種地能有幾分利潤?父親說「十倍」。做細藥、珠寶生意呢?父親答「百倍」。如果立一個國君、建立一個國家呢?父親興奮地說道：「如果真能那樣，那麼利潤就是千倍、萬倍，甚至用數字無法計算。」
呂不韋旋即回到陽翟，拿出300斤在當時極其名貴的龍靈芝和一批珠寶翠玉，急匆匆趕往秦國。在秦國，他用100斤龍靈芝和部分珠寶翠玉，說通了華陽夫人，又用50斤龍靈芝和部分珠寶買通了秦國的重要大臣，讓他們擁立異人為太子。
呂不韋回到邯鄲後，買通了趙國的大臣，把異人保護在呂氏商府中。他把自己已有身孕的愛妾趙氏，充當黃花大閨女獻給異人為妻。他又為異人改名子楚，將其偷偷送回秦國。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國君繼位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
安國君守孝一年後，加冕才3天就突發疾病去世了。子楚繼位，號秦莊襄王。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邑藍田(今陝西)十二縣俸祿，又在洛陽賜10萬戶業銀。呂不韋這筆生意，正如呂忠義所言，利千萬倍，用數字無法計算。
秦王嬴政13歲繼王位，呂不韋掌握朝中大權，與嫪毐、趙氏共謀，向衛國發兵，取趙、魏之地，西佔三川，北設太原、河北數郡。呂不韋還在洛陽、南陽、信陽、濮陽、陽翟修府設郡，大肆擴張，為日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呂不韋有錢有勢之後，不忘自己的出生地陽翟，派人回家鄉大興土木，留下了許多文化遺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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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崇：西晉著名富翁，其財富來源系任荊州刺史時攔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經典的故事是與晉武帝的舅舅王愷鬥富大獲全勝，可謂「富可敵國」也毫不誇張。蓋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訓，終為一才妓綠珠破財，最後連命也搭上。限於名氣之大，當然獲選。
石崇是西晉人，那是一個講排場講出身的時代。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王愷用赤石脂塗牆壁，石崇便用花椒。石崇是西晉人，那是一個講排場講出身的時代。石崇很富有，非常富有。但是僅僅富有並不是土豪，所以，石崇還很會炫富，不僅出手闊綽，而且花樣百出。
石崇的廁所修建得華美絕倫，準備了各種的香水、香膏給客人洗手、抹臉。經常得有十多個女僕恭立侍候，一律穿著錦繡，打扮得豔麗奪目，列隊侍候客人上廁所。客人上過了廁所，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來穿的衣服脫下，侍候他們換上了新衣才讓他們出去。凡上過廁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廁。
王愷是晉武帝的舅舅，也是個著名的土豪。聽說石崇是頭號土豪，他很不服氣，於是兩人展開了土豪競賽。
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王愷用赤石脂塗牆壁，石崇便用花椒。舅舅比不過，晉武帝決定自己親自出馬。一次，外國進貢火浣布，晉武帝製成衣衫，穿著去了石崇那裡。石崇故意穿著平常的衣服，卻讓從奴五十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皇帝老兒看了，慚愧難當。
土豪因為有錢愛炫，高調但是缺乏權力支撐，所以往往為自己招禍，以至於下場很慘。
石崇後來因被誣告造反殺於東市，臨死前他說：「這些人，還不是為了貪我的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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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萬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個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費用。其孫捲入藍玉之案被充軍雲南，財產沒收。其財富來源一說為海上貿易所得，可能算是歷史上最早得國際貿易商人。
從明代起，沈萬三幾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詞。嘉靖年間嚴嵩掌權，浙江嘉興縣一位丙辰進士花了兩萬三千兩銀子買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當時人稱之為「沈萬三官」。萬曆年間刊行的《金瓶梅詞話》裡，潘金蓮一再嚷嚷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萬三，北京的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此話的意思是說，任何事情都是客觀存在的，正像南京瀋萬三有名氣，北京枯柳樹有影子，想要掩蓋也掩蓋不了。沈萬三真可說是名播大江南北，婦孺皆知。
沈萬三的確是一個「富可敵國」的人物，究竟「富」到什麼程度?據《明史》記載，說沈萬三獎勵他的私塾教師：「每文成，酬白金以鎰計。」白金即白銀，一「鎰」即二十兩，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報酬，沈萬三的家底可見一斑。朱元璋實施築城計畫時，單造磚單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衛(駐軍衛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個縣，另有三個鎮。而沈萬三一人便負責從洪武門到水西門十餘公里長的城牆，工程量佔整個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邇的《雲焦館紀談》說，沈氏「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釀酒引水，都需用田數十頃，如此家產令人咋舌。
明人田藝蘅也在《留青日札》裡寫道：朱元璋準備犒賞三軍，沈萬三說要代其出犒銀。朱元璋有意刁難：朕有軍百萬，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萬三豪爽應答：願每軍犒金一兩!據此，今人或許能夠明白，沈萬三為何能號稱「江南首富」了。
沈萬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個謎。最具傳奇色彩、也是流傳最廣泛的說法，當屬「聚寶盆」一說。說是沈萬三貧時，見一農夫攜蛙百餘，他便好心買來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見眾蛙聚在一個瓦盆內沒有散去，於是將瓦盆帶回家，用來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時不慎將一支銀釵掉在盆中，不料銀釵一變二、二變四，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沈萬三由是富甲天下，傳說南京中華門的古稱聚寶門的名稱也源出於此。
也有稱沈萬三會「點金術」，能夠點物成金，因此黃金源源不斷。另外還有分財說，元代吳江一帶有一個名叫陸德源的富家，沈萬三為他管賬治財。後來陸看破紅塵，離家出遊，將萬貫家財拱手送給沈萬三，沈萬三由此一躍成為「江南富族」。此外，還有沈萬三由漁翁而得烏鴉石或馬蹄金等傳說，都非常神奇。
據說，沈萬三富起來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持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因築城牆有功，他的兩個兒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萬三卻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1979年修訂本《辭源》記載：「沈萬三，明吳興人，字仲榮。後移居蘇州。巨富，稱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谷，多取資其家。其後以罪發戍雲南(一說遼陽)，子孫仍為富戶。萬三豪富事，民間傳說甚盛，但諸書記載互有出入，已難詳定。」
(圖片翻攝自toutiao)
10、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踐一戰滅吳的大智者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當然入選。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時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的計策的，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後，他瞭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於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於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
他在這裡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餘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後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的。
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願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儘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後，就儘量賣出。」貴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儘是拋出。
陶朱公生長在農業經濟時代，農產品是市場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農業有很強的季節性，每年氣候不同，產量了就不同，對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所以滿足農業需要、為農業服務，就成為他經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據季節規律，提早儲備物資，即所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就是說，像作戰之前要做好準備一樣，根據季節的需要(時用)就可以預知市場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節和氣候變化是有規律的。他引用我國早已有的一條關於氣候變化的規律性的古語，作為預知農業豐歉的依據。這條古語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飢。」這是說，每六年有一年風調雨順的上好年景，也有一個旱年，每十二年有個大旱年，也有一個水年。
根據這個規律，他豐年就大膽收進。因為不會年年豐收，收進的貨物不愁沒有機會售出。同樣，在大旱年物價上漲時，他就儘量拋售，不愁以後沒有進貨的機會。就這樣，他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收年穀賤傷農與饑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的故事告訴我們，氣候資源的變化會造成豐收與歉收兩種狀況，對人們都有不利影響，並且通過商品交流這種不利影響會擴展到全國、全社會，但是，只要人們掌握了這個規律性，採用商業手段，通過賤買貴賣，是可以協調的。陶朱公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注意到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農業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在該領域的對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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